杨振宁谈昆明求学
杨振宁

　　 1942年我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取得理学士学位后，做了该校的研究生。为了准备硕士论文，研究的是统计力学，导师是王竹溪教授。他在30年代曾到英国师事福勒(R.H.Fowler)。王先生把我引进了物理学的这一领域，此后，它便一直是我感兴趣的一门学科。《超晶格》一文是我的硕士论文的一部分。
 
　　西南联大是中国最好的大学之一。我在那里受到了良好的大学本科教育，也是在那里受到了同样良好的研究生教育，直至1944年取得硕士学位。战时，中国大学的物质条件极差。然而，西南联大的师生员工却精神振奋，以极严谨的态度治学，弥补了物质条件的不足：学校图书馆存书不多；杂志往往过了一两年才收到；但就在那座图书馆里，我学到了许多许多知识。冬天，我们的教室又冷又透风；上实验课时，我们只有少得可怜的一点设备；但是，总的说来，课程都非常有系统，而且都有充分的准备，内容都极深入。直到今天，我还保存着当年听王先生讲授量子力学时的笔记，它对我仍是有用的参考资料。笔记本用的是没有漂白过的粗纸，很容易撕破，今天它经常会使我想起那些岁月里的艰苦物质条件。
 
　　中日战争(1937～1945)是一场漫长的浩劫，与中国悠久历史上所发生过的任何一次战争相比，都有过之而无不及。降临到千百万老百姓头上的是难以名状的灾难。有1937年12月的南京大屠杀。有日本人的“三光政策”(杀光、烧光、抢光)，由于这一政策，单在华北一地区，从1941～1942的一年之内，人口就从四千四百万锐减到二千五百万。有1944年河南省的大饥荒(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样来形容这场惨剧!)。有1944年底日军的最后一次攻击，当他们攻到桂林和柳州时，在昆明人人都担心贵阳会随时陷落。还有数不清的疯狂轰炸。1940年9月30日，我家在昆明租赁的房屋正中一弹，我们少得可怜的一点家当几乎全部化为灰烬。万幸的是，全家人都已躲在防空洞里，免于遭难。几天之后，我带着一把铁锹回去，挖出了几本压歪了的但仍可用的书本，欣喜若狂。今天已很难了解，在那种困苦的岁月里几本书的价值。
 
　　除此之外，还有通货膨胀的永无休止的威胁。我父亲是西南联大教授，他的储蓄全部化为乌有。战争结束时，我们已到了无隔夜之炊的境地。我母亲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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